饕餮乳丁纹铜方鼎

       京剧《空城计》中诸葛亮有句唱词：“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，算救了汉家业鼎足三分。”意思是说因刘备三顾茅庐请我出山，才奠定了魏、蜀、吴三分天下的政治局面。“鼎足”是比喻三方的势力对峙如鼎之足，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讲：“三分天下，鼎足而居。”由于这些原因，在人们的印象中，鼎是圆的，有三个足。其实，鼎除去大量的圆形三足以外，还有一种方形四足鼎。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，方形鼎的出现，绝不晚于圆形鼎。饕餮乳丁纹铜方鼎就是商代早期的作品，距今不少于三千四、五百年（按考古分期应为二里冈文化）。

一九七四年九月在河南省郑州市张寨南街，也就是经考古证实的郑州商代城址西墙外的杜岭岗，出土了两件形制相同，仅大小略有差异的铜方鼎。在发掘时发现，方鼎深埋在六米以下，两鼎并列，大鼎在西，小鼎在东，鼎口沿平齐（将放置大鼎的地面略挖深了一些）。很明显，如此放置是在深埋时有意安排的。这与后世的左为上，右为下的次序截然相反。为何如此？笔者初步认为可能是遵循伏羲先天八卦的阴阳序列而定。另外，从多例考古发掘中，铜方鼎都是成双成对同处一墓，并置有序。如殷墟的司母辛鼎、鹿鼎等皆是如此。这种放置是何种礼制，还需进一步探讨。至于零散于世的单件方鼎，恐与之成双者已失或已毁。

郑州两件方鼎的形制和纹饰是相同的。都是拱式曲槽形双直耳，加宽口沿，近似方形斗状深腹，平底，四个圆形空足与腹相通，底部和四足表面都有烟熏痕迹。鼎腹表面上部由八组饕餮围成一道纹饰，鼎足各饰两组饕餮纹。腹部每面的两侧下方饰有较为规整的乳丁纹。腹部中心为素面。根据出土地点、鼎的形制和主体纹饰，分别定名为杜岭一号饕餮乳丁纹方鼎和杜岭二号乳丁纹方鼎。

鼎是我国古代青铜器中的首要器物，也是人们所熟悉的。铜鼎的形成源于陶鼎。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后期，我们的祖先就已知用陶土烧制陶鼎，主要用来烧煮食物。大约到了夏代，产生青铜工艺。公元前十七世纪由夏而商。商王朝是发达的奴隶社会，青铜器已成为时代产品，饕餮乳丁纹方鼎就是商代早期的代表作。

此时的青铜器总体来说显得原始古朴，一般胎壁较薄，平底的居多，素地花纹，纹饰简朴或根本没有花纹。具体到鼎来讲，直耳都是拱式曲槽形，鼎足是穿的，与腹相通。不过，这个时期的铸造工艺较为粗糙，合范处有明显范线等。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青铜器的育成期。育成期所确立的主题和风格，是以后青铜艺术的先驱。这个时期尽管在整体工艺上处在不够成熟的阶段，但能够铸造出高100、口纵60.8、口横62.3厘米，重82.25公斤的大方鼎，确属不易。在技术上必须有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，否则是不可能铸造出来的。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我国开始铸造青铜器的时间，应在商代之前的夏代（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十八世纪。考古分期为二里头文化）。

在以往研究商代所管辖区域时，根据出土实物，多局限于以河南北部为中心，包括与山东省、河北省山西省、陕西省相邻的部分地区，即黄河流域的中下游。但随着考古新发现，这种局限逐渐被打破。如在湖北省黄陂盘龙城发现的商城和大量的出土文物，就很说明问题。尤其是青铜器的风格特征、铸造工艺与饕餮乳丁纹铜方鼎是完全一致的，其它质地文物亦是如此。加之近年来在山西省清江县、新干县等地出土地与中原地区风格一致或相近的文物，足以证明商王朝的势力（至少是文化影响）已达到长江流域。由此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不仅历史悠久，而且地域扩大。依据事实，孕育中华的不仅是黄河，还应有并存的长江。有一首歌叫《黄河我的母亲》，恐怕要改为《长江黄河我的母亲》才为贴切。

饕餮乳丁纹铜方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